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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醉都无万历钱——拾取失落的晚明记忆

2016/04/04

明式生活。作者自摄

我不喜欢明朝。
 
尤其讨厌万历。
 
打开《明史》,这位仁兄当了48年皇帝,明朝历史上最久。结果呢?起初10年,任用张居正,国政还算清明。老张一死,立刻翻脸不认人。过了那个著名的万历十五年,更是躲在后宫,酒色财气样样精通,唯独不处理朝政。国事空转,倒是很愿意为了立太子的事情和大臣们拉锯十多年,最后又整出什么三案,把紫禁城内外搞得乌烟瘴气。殿陛之间,充斥着永无休止的党争。边防线上,皇帝宠信的将领用历史证明了最愚蠢的分兵战术断送了十多万将士,也断送了整个国运……总之,大明朝让这位仁兄折腾了48年,专制横行、民不聊生、危机四伏,不亡简直没有天理了!我大清怎么就没能及早入关,让老百姓又多受了三十年的苦呢!末尾一句「明之亡,实亡于万历」真是对这48年再贴切不过的评语了,高明!
 
高明!真高明!
 
既然事情都搞明白了,那就把书丢在一边,洗把脸,赶紧睡吧。
 
然而合上书,却见到封皮上还有三个小字——「張、廷、玉」。
 
张廷玉?
 
是那个历仕康雍乾三朝、忠心耿耿的张廷玉?是那个清代267年唯一以汉臣而配享太庙的张廷玉?是那个祖先在明末出任显宦、降清之后「两代为相,门第荣耀」的张廷玉?
 
想到这里,突然淌出一阵冷汗。
 
按说,「秉笔直书」本是中国史家修史的传统。春秋时的齐国太史、晋国董狐、西汉的司马迁、东汉的班固皆是这一传统上的典范。后来主修正史的房玄龄、欧阳修、宋濂等人也都是正直饱学之士。作为二十四史收官之作的《明史》本来不值得怀疑。
 
然而,这一部《明史》,却包含太多的蹊跷。
 
我读书虽然不多,但是知道《鹿鼎记》。看金庸一开篇就提到了「明史案」。那是浙江的庄廷鑨搜集史书刊印了一本《明史辑略》,却在康熙二年(1663年)被人告发,以「私修明史」判罪,凡作序、校阅、刊刻、买卖、收藏者莫不处死,生则凌迟、死则戮尸。
 
我也知道,1644年清军入关之后就开设史馆纂修《明史》,然而在康乾盛世的背景下,区区一部《明史》却如此难产。其间四修三废,每一部写完都要进呈御览,再由皇帝仔细阅读之后巨细靡遗地下达「指导意见」,但凡「览之不悦」就发回重做,直到乾隆四年(1739年)才告完成。字斟句酌,好不认真。
 
我还知道,在如此「认真」的95年里,许多记述明朝特别是晚明历史的书籍大多成为禁书,有的未免祸及主人而被砌入墙壁,直到辛亥革命之后才重现人间,更多的,则连同刻版一起付之一炬,仅仅在禁毁书刊的目录里留下一个名字。从此,只剩下一部钦定的《明史》开始形塑着中国人对明朝的回忆与想象。
 
我更知道,这95年的一开头,便是无数有骨气的读书人为了保住衣冠文教而拼死在屠刀之下。不那么有骨气的读书人为了记述他们的事迹,也在一波高过一波的文字狱里被流放、被杀头、被株连九族。终于,95年过去,能在皇帝面前自称为「奴才」成为了中国读书人做官的最高追求,好响亮的两个字啊!而张廷玉,正是其中的佼佼者。
 
这样的《明史》,还能看吗?

 
再盯着「张廷玉」这三个墨迹小楷,我见到的分明是斑斑血迹。

 

 
图:乾隆朝修纂四库全书收录3503种,而禁毁书籍超过3100种,销毁刻版达8万块以上,绝大多都与明代历史有关。其中部分书籍在清末以后尚有全本或残本出世,而许多书籍则仅存一书名而已,更不知还有多少书连名字都没有留下。via《清代禁书总述》,中国书店(北京)1999年

 
放下这部《明史》,我打开那本《清代禁书总述》,循着目录一个一个找下去,倒要看看,让乾隆君臣如此害怕的到底是什么内容?
 
先看看小说吧,尽管不完全是历史的真实,但总能反映一代的世风。这本「乾隆四十六年奏准禁毁」的《樵史通俗演义》第一回一开头这样写道:
 
且说明朝洪武皇帝定鼎南京,永乐皇帝迁都北京,四海宾服,五方熙皥,真个是极乐世界。传至万历,不要说别的好处,只说柴米油盐、鸡鹅鱼肉、诸般食用之类,那一件不贱。假如数口之家,每日大鱼大肉,所费不过二三钱,这是极算丰富的了。还有那小户人家,肩挑步担的,每日赚二三十文,就可过得一日了;到晚还要吃些酒,醉熏熏说笑话,唱吴歌,听说书,冬天烘火夏乘凉,百般顽耍。那时节大家小户好不快活,南北两京十三省皆然。皇帝不常常坐朝,大小官员都上本激聒也不震怒,人都说神宗皇帝(即万历皇帝)真是个尧、舜了。一时贤相如张居正,去位后有申时行、王锡爵一班儿肯做事又不生事,有权柄又不弄权柄的,坐镇太平。至今父老说到那时节,好不感叹思慕。
 
此书成书于顺治初年,所以段尾「至今父老说到那时节」的「今」当然是指清朝,何以此时的父老会「感叹思慕」起万历时期来?既然是明朝最黑暗的时代,「那时节」又怎么会「大家小户好不快活」呢?
 
那接着往下看:
 
余生曾作太平民,及见神宗全盛治。
城内连云百万家,临流争僦笙歌次。
 
好一幅盛世图样,这首〈秦淮杂感〉的作者是明末清初的诗人顾梦游,描写的是他的故乡南京。
 
这是城市,那乡村呢?
 
翻到这首〈古井臼歌〉,作者丁耀亢是山东人,他的全集在清朝皆属禁毁之列:
 
忆昔村民千百家,门前杨柳荫桑麻。
鸡鸣犬吠满深巷,男舂妇汲声歌哗。
神宗在位多丰岁,斗粟文钱物不贵。
门少催科人昼眠,四十八载人如醉。

 
在他的笔下,万历时期的乡村是良田美池、鸡犬相闻,48年人人如醉,置身其间宛在桃花源中。
 
上面的三位作者皆在万历朝度过了半生,自然对那个时代有着鲜活的记忆。然而,许多人在万历末年尚是孩童,甚至还有些人出生在万历之后或者清初,却也屡屡通过「余尝闻」、「尝追溯」的方式,来表达他们对于万历时代的怀念。比如吴伟业(梅村),万历皇帝去世时他年仅11岁,就不无遗憾地说:
 
余生也晚,犹见神宗皇帝之世,江南土安俗阜,风习最为近古。
 
以至于后来吴伟业不得不违心地出仕清朝,也常常地感慨「伤心非复定陵年(定陵即万历皇帝葬地)」。
 
可以说,在清初,类似如此表达对万历时代的感慨与怀念,并不单单限于一位或者一群士大夫,而是蔓延扩散在整个知识分子之间。像撰写《国榷》的谈迁,身处顺治年间,对明代体制常有严厉的批评,然而在写完万历皇帝的本纪之后,也在末尾感叹到:
 
今吏民嗷嗷,追念宽政,讴吟思慕,虽改代讵一日忘之哉?(现在的官员和百姓哀嚎悲鸣,回想起万历时期的宽政,讴吟思慕,尽管已经改朝换代,却哪有一天敢忘记?)
 
以上这些人的表述或有不同,但一次又一次地冲击着我脑海中对于万历朝、对于晚明那个「专制、黑暗、腐败、衰朽、走到尽头」的固有印象。带着这样的问题,我一本又一本地翻阅史料,从严苛的文字狱之下逐渐勾勒与还原出一幅晚明社会的景象。


晚明的南京,人口超过200万,堪称当时中国乃至世界最大的城市,人文荟萃、贸易繁荣,是商业之都、时尚之都、舆论之都、艺术之都。图中可见「東西兩洋貨物俱全」即贩售世界各地输入的货物。在明亡之后,南京亦沉淀了许多遗民对晚明世风的向往。Via〈南都繁会图〉,藏国家博物馆

既然说专制,那就先看看晚明的大臣是怎么骂皇帝的:
 
皇上之恙,病在酒、色、财、气。

 
这篇的作者作者雒于仁眼见万历皇帝生病不去上朝,便主动地替皇帝分析起了病因——酗酒、玩女人、贪财、耍脾气。这篇〈酒色财气疏〉名气很大,但是相比起万历朝的其它奏疏,着实是小巫见大巫了。
 
比如:
 
陛下尝以矿税之役为裕国爱民,此所谓名伪必败也。国家全盛二百三十余年,此所谓祸迟必大也。陛下矜奋自贤,沉迷不返,此所谓意迷难救也。(皇上您说开矿利国利民,我看都是骗人的,迟早药丸。您别瞅着建国230年了,不仅药丸还会是个大药丸。还有啊皇上,您现在每天对着镜子沾沾自喜,自以为智商很高,总觉得老子天下第一,这叫什么?这叫做意迷难救也。)
 
作者田大益,时任户科给事中,直接发动了针对皇帝本人人格的攻击,还用上了排比句。然而相对于雒于仁还被迫辞职,田大益上了这篇奏疏之后却没有得到皇帝的任何处罚,于是大为鼓舞,再接再厉,又写了第二篇,特摘录如下:
 
陛下驱率虎狼,飞而食人,使天下之人剥肤而吸髓、重足而累息,以致天灾地坼、山崩川竭。
 
这一篇内容十分浅显易懂,就不翻译了。短短的35个字一气呵成,用到了多种修辞手法,特别是「驱率虎狼,飞而食人」极富画面感,每读至此,深感其最得我国语言文字运用之精髓。万历皇帝看到此篇当然极为震怒,不过在史书上却只留下了4个字——「帝怒,留中」。如此刺激的内容,在现代恐怕都属于侮辱诽谤,而明朝皇帝能够表达他愤怒的唯一方式就是置之不理,然后自己躲到一边慢慢消气,实在辜负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巅峰」称号。而田大益不仅毫发无损,还在短短的3年之内由从七品升到了正四品,好不风光。
 
对皇帝近似辱骂的评判亦不仅仅来自六、七品的「小臣」,官居一、二品的封疆大吏丝毫不遑多让。像是担任漕运总督兼凤阳巡抚的李三才此篇,便裹挟着民意开始威胁起了皇帝:
 
今阙政猥多,而陛下病源则在溺志货财……天人共愤,大难将作!
 
同样地,这篇奏疏递到宫内,万历皇帝依然拿他没有办法。而李三才本人则被朝野传颂,甚至一度要被拥戴入阁。与此相比,历史学家孟森就举出了另一案例:清朝嘉庆初年,翰林院编修洪亮吉不过批评皇帝上朝有些迟到(视朝稍晏),就被判斩立决,行刑之前改为流放新疆伊犁,还要痛哭流涕地感谢皇恩浩荡。嘉庆皇帝庙号「仁宗」,则清代其它时期的状况不难推想了。
 
政治舆论的宽松也不是知识分子的独享权利。比如晚明所谓的「民变蜂起」,仔细考察,许多以今天的标准而言不过是若干「群体性突发事件」,来抗议地方官员的不公不义,而结果往往以主事官员引咎辞职被弹劾免职了事。甚至有一次,皇帝派出征税的太监与百姓发生冲突,百姓在地方官的纵容之下一举把肇事的太监打死。传至宫中,万历皇帝意欲重处而朝臣反对,只好绝食数日表达自己的抗议(帝为不食者数日)。而三十多年后的康熙初年,金圣叹等人为了抗议地方官的横虐,仅仅是跪在文庙的孔子牌位前痛哭,就有十八人被斩首示众。两相对比,无怪乎会「追念宽政,讴吟思慕」了。
 
说起民众对政治的参与,万历中期的首辅沈一贯就曾无奈地表示:
 
往时私议朝政者不过街头巷尾,口喃耳语而已。今则通衢闹市唱词说书之輩,公然编成套数,扺掌剧谈,略无顾忌。所言皆朝廷种种失败,人无不乐听者。
 
震撼,太震撼了。
 
此后每当有人同我谈起「中国五千年只是一部专制的历史」、「有儒家在,中国就不可能会有民主与自由」,我都要拿出此段念给他来听。即令今天在先进国家的民主体制之下,议员立委不时召开记者会抨击政府,乃至最新的「市民宪政主义(civil constitutionalism)」,说到底也脱此不远,何况这还是在400年前的晚明。

 


其实,政治的宽松与舆论的自由并非到了晚明才井喷出现的,汉、唐、宋的案例俯拾即是。明代万历以前,也曾发生过两次因为立储与尊父得不到大臣支持,而皇帝主动向大臣行贿的事件。可以说,这样一种精神内含在中国的文明当中——尽管会时有反覆——在晚明得到了空前的释放,如能顺畅地继续发展,想必能别有一番天地。via电视剧《大明王朝1566》

 
也正是在万历的时代,中国俨然敲开了世界的大门。
 
众多的欧洲传教士在这一时期来到中国,来到这个他们笔下富庶、干净、繁荣的国家。明朝对这些远方而来的客人相当欢迎,对基督教的义理深感兴趣,更对他们所携带而来的西方科技表示了浓厚的热情。比如在传教士利玛窦在北京去世后,万历皇帝苦于并没有给外国人赐予葬地的先例,首辅叶向高就说:
 
从古来宾,其道德学问,有一如利子(即利玛窦)乎?姑无论其他,即其所译《几何原本》一书,即宜钦赐葬地矣。
 
言语之间,叶首辅对利玛窦人品学识之推崇和对《几何原本》的重视可见一般,谦逊之余亦充满了自信。有这样的风潮涌动,就无怪乎回视晚明,宛如科技狂飙突进的起点,有的人提出数学是机械工程的根本,有的人要求把会计学当做治理国家的基础,有的人在五行之外找出传染病的病因,有的人在批判第谷(Tycho)的宇宙系统之后认为所有的天体都是在不停运动的,还有的人主张为了和世界接轨应该促使汉字字母化……

 

 
晚明传教士来华后所学习汉语所使用的「宾主问答私拟」与文白对照。via《晚明史》(樊树志),复旦(上海)2003年。

 
在课本中,「地理大发现」从来属于世界史的范畴,似乎中国一如几千年来一样地维持着封闭自足的小农经济,直到1840年的鸦片战争之后才「被迫卷入全球化浪潮」。恰恰是在自16世纪开始,中国的商品随着新航路的开辟远销国外,因其质优价廉而席卷欧美,甚至法国一些无良丝织商为了扩大销路而悄悄地在自己的产品上标示「中国制造」。随之而来的则是滚滚的白银,据统计,在这一时期,有1/4到1/2的白银通过贸易流入了中国,就有西班牙人不断抱怨说「中国商人把从新西班牙(即中美洲)运来的白银几乎全部运走了」,中国隐然成为了三角贸易之外的最大获利者。
 
相对地,在解除海禁之后,中国本土的商人也开启了对海洋世界的征服。无数华商披风破浪,把庞大的贸易网络由闽粤沿海直抵南洋各地,几视初兴的西班牙、荷兰殖民者为无物。比如泉州籍的海商郑芝龙,旗下船舶超过13000艘,更在崇祯六年(1633年)的料罗湾海战中一举击溃东印度公司,从此「海舶不得郑氏令旗,不能来往」,华商近乎垄断了东南亚的贸易。而当二百年后,中国人再一次大规模出海时,早已不是来自天朝尊贵的客商,而是整船整船被称为「猪猡」的劳工了。
 


图:万历二十年(1592年),日本关白丰臣秀吉大举侵略朝鲜,数月之前朝鲜八道失七。万历皇帝乾纲独断,调兵往援,历经了六年苦战,终于将收复了朝鲜全境,是为「万历朝鲜战争」。战后,朝鲜君臣感念万历皇帝对朝鲜的「再造之恩」,直到300年后还一直称颂「神宗皇帝再造藩邦,生死骨肉之恩,寤寐不忘」。可见本刊〈崇祯二百九十一年〉一文。via网络

 
在晚明,社会的活力亦体现在方方面面,其中就包罗了精神的自由与个性的解放。东林书院的创始者顾宪成曾经记述:
 
弟闻泰州一灶丁,公然登坛唱法,上无严圣贤,下无严公卿,遂成一代伟人。至于今,但闻仰之、诵之,不闻笑之、呵之。
 
这位盐业工人出身而成为一代伟人的便是王艮。他在王阳明的身后创立泰州学派,阐扬王学,非圣贤、谤公卿,而门生弟子遍及天下,在晚明的思想领域内驰骋纵横,为举世所仰慕。或许,在学术上,东林书院同王学特别是泰州学派多有龃龉,然而顾宪成等人所「仰之、诵之」的,不正是这样一种人人可以做圣贤、鲜活而富有生气的人文精神吗?
 
17世纪初的晚明,是一个多元自由的时代、一个精神张扬的时代、一个群星闪耀的时代。这个时代有十里秦淮的诗酒连年,有一堂师友的冷风热血,有挨了骂只能忍气吞声的专制皇帝,有可以登坛讲学成圣成贤的灶丁,有推崇《几何原本》的内阁首辅,有质疑第谷天文学说的草根读书人,有昌明的科技,有繁盛的海贸,有人性光辉的闪烁,有气节文章的垂范,有为了捍卫它的荣耀而阖门死难的无数志士,也有感恩戴德而沿用了300年崇祯年号的异国君臣。

诚然,行至末世的大明朝有这样那样的问题,甚至有些已经到了不彻底推倒而不能矫正的地步,有人聚啸山林,有人虎视眈眈。但是,在从天而降的奇祸之外,我们更不应忘记的,是那被后来的当权者所百般销毁的光芒与血性——简言之,人,要活得像一个人。
 
所以,当1640年代那场「天崩地解」的大变局发生之后,人们倏然发现,这本来属于天经地义的常识被否决了——皇帝只能被跪舔,科技被视为奇技淫巧,东南的大港被先后封闭,讲道的书院成了科举补习班,头发多留了一寸要被问斩,笔记中多写一个「明」字要被族诛——于是,他们纷纷将思绪回转到了晚明,那个时代确实有着诸多的弊病,但仅仅是「人活得有一个人样」,就足以让亲身经历了这一转折的人们「说到那时节,好不感叹思慕」,一场三叹,如泣如诉,既是缅怀万历皇帝本人,更是眷恋那个人活着像人的时代。
 
所以,有人说:
 
风光漫说江南乐,父老还思万历年。
 
所以,还有人说:
 
得福不知今日想,神宗皇帝太平年。
 
所以,更有人感叹:
 
登高空忆梅花岭,买醉都无万历钱。
 
福州人林古度生于万历八年(1580年),到了康熙三年(1664年),他已经85岁。这一年,他来到了扬州,距离他上一次来已经过去了50年。登上梅花岭古战场,河山依旧,物是人非。可是,想去买酒来喝,通行的铜钱上镌刻的年号早已经不再是「万历」字样。
 
其实,林古度本人确有一枚「万历钱」,只不过一直收藏在钱囊最底,即便流离终生,即便老无所依,即便身无分文,也珍藏始终绝不花掉。也就在这一年的春天,他的好友吴嘉纪到了扬州,和林古度泛舟出游。酒酣耳热,说起亡国丧家之痛,说起晚明的流连岁月,林古度拿出了自己的钱囊。吴嘉纪写到:
 
桃花李花三月天,同君扶杖上渔船。
杯深颜热城市远,却展空囊碧水前。
酒人一见皆垂泪,乃是先朝万历钱。
 

图:明定陵是我国唯一主动发掘的皇帝陵,1958年由郭沫若、吴晗主导。万历皇帝的遗骨左腿明显长于右腿,其痛苦蜷缩的形态或许可以证成生前屡屡的「脚痛腿软」。可惜,1966年8月24日,在「打倒地主阶级总头子万历」的口号中,万历皇帝及两位皇后的遗骨被红卫兵批斗砸烂之后焚毁,并在随之到来的大雨中荡然无存。作者自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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